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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那种时候，心里全是懊恼。懊恼自己没出息，懊恼为什么别人做起来那么自然的事，到自己这儿就这么难。

    他不一样。

    他曾向我说过他“脸皮厚”的理念。

    “脸皮厚点没什么不好，”他说，“你想啊，问个路，人家顶多不搭理你，又不会打你。你损失什么了？什么都没损失。可你要是问成了，路就找到了。”

    他说这话的时候，我们正走在去车站的路上。路边有个卖糖葫芦的大叔，推着一辆旧自行车，后座绑着一个草靶子，上面插满亮晶晶的糖葫芦。他走过去，跟大叔聊起来——“叔，今天生意咋样？”“这糖葫芦是自己做的吗？”“山楂哪买的？”大叔被他问得笑起来，话匣子打开，聊得热火朝天。聊完，他买了两串，一串给我，一串给我姐。

    我拿着那串糖葫芦，看着他，心里冒出感叹：原来还可以这样。

    原来，主动和陌生人说话，并不是多么难的事情。原来，开口之前不需要想那么多。原来，对方不会嘲笑你，不会不理你，反而会笑着跟你聊起来。

    那是我第一次认真想这件事。

    在那之前，从来没有一个人如此鼓励过我。爸爸妈妈从小只告诉我们：好好读书，不要只顾着和朋友厮混，保护好自己。他们没说过的，是他说的。他们没教过的，是他教的。

    后来我发现，我对他没有产生爱情，是真的。

    但他是我勇敢去表达自己诉求、争取自己利益的启蒙。这句话很长，说不出口，但我知道它是真的。就像我知道，那些周末送我们去车站的日子，那些“脸皮厚”的闲聊，那些偶然撞见的、他和陌生人说话的瞬间，都在我心里留下了一点东西。

    一点我以前没有的东西。

    很多年后，我偶尔会想起那个车站，那几棵梧桐树，那串糖葫芦。

    想起那个教我要“脸皮厚”的人。想起那些周末，他站在车窗外挥手的样子。

    我们没有在一起。这是另一个故事了。

    但那段日子是真的。那些从他身上学到的东西，也是真的。哪怕后来我们再无瓜葛，哪怕那串电话号码早已不必也不屑再拨通——可如果有一天，我变成一个不那么懦弱、敢于开口说话的人，那里面，有他一份功劳。

    ——

    初三暑假的某一天——我拿起爸爸的手机，想给他打电话。

    密码解开了，手指停在按键上。

    然后我犹豫了。

    打过去说什么呢？“喂，今天天气不错”？这句话说完之后呢？聊考试？考完了。聊成绩？我们的成绩早就已经聊过了，我去了重点高中，他去了普通高中。聊暑假在干嘛？在发呆，在想你——这种话说得出口吗？

    我想了一圈，发现我们之间能聊的，好像都聊过了。剩下那些没聊的，又不知道该怎么开口。

    手指悬在按键上，半天没落下去。

    最后还是放下了。

    ——

    放下手机，我回过神来。

    房间另一头，姐姐深晚贞还坐在镜子前。侧着脸，正着脸，凑近了看，又退远了看。不知道在看什么，看了那么久。但我好像又无比懂她在看什么。

    她比我大一岁，但我们从小就一起上学。妈妈说，想让我们俩相互有个照应，就让她晚了一年上学。所以我们同班，同坐，一起从那所村小考到镇上初中，又从初中考到重点高中。十几年了，没分开过。

    窗外的光，慢慢暗了一点。阴天的下午，就是这样，亮一阵，暗一阵，像什么都没想好。

    　　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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